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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我比不了中国女排成就害怕做不好丢国家脸-【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29 00:16:15 阅读: 来源:护肩厂家

姚明:我比不了中国女排成就害怕做不好丢国家脸

新华网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易凌王镜宇喻菲)姚明9岁开始学习打篮球,并不仅仅因为那时他的身高已超过了1.7米。曾是优秀篮球运动员的姚明父母,希望儿子能凭借这项体育特长在考大学的时得到加分。在中国,上大学通常被视为找到好工作的前提。

但这个愿望至今还没完全实现——18岁就进入中国国家队的姚明,还没等到上大学,就一跃而至大洋彼岸,最终成为今天的NBA巨星。

从2002年进入美国NBA,踏上代表世界最高篮球竞技水平的舞台开始,姚明的名字常与一个有13亿人口和5000年文明史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并且往往超出体育范畴。

七年来,球场上的成功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让姚明在中国获得了体育巨星之外的另一个头衔——民族英雄。

但这位身高2.26米的巨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不希望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顶桂冠对29岁的他而言,有些太重了。

“我没觉得我是英雄。小时候大家说的英雄几乎都是为国捐躯的,长大了大家认可的体育英雄,比如李宁和中国女排,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是我比不了的。”姚明说。

黄连汤的洗礼

1980年9月12日,姚明在上海出生。父亲姚志源上世纪70年代效力上海男篮,母亲方凤娣曾为国家女篮主力中锋。姚明出生后第一口喝的不是妈妈的乳汁,而是中药黄连汤。

“我父亲说这是当地风俗,只有让孩子先知道了什么是苦,才会懂得什么是甜。”姚明说。

和这个啼哭着开始体会人生滋味的男婴一样,当时刚从文革的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正忐忑经历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喜爱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姚明认为这是了解60岁的新中国不能错过的章节。

“新中国三大重要历史事件第一是新中国的成立,所有人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世界;第二是文革,闭关锁国发挥到极致,左的道路走到极端,并且走不通了;再就是改革开放,打开了另一扇门,选择了另一条路,事实证明这条路到现在是行得通的。”他说。

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姚明一边从幼儿园开始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一边享受背着父母去电子游戏厅玩“街霸”的乐趣。9岁时,他被送入体校接受专业的篮球训练。而在13岁进入上海青年队之前,他每天要在体校球场苦练至少8小时。

“那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姚明回忆说,“为国效力是我从小接受训练起最基本的教育,李宁和郎平是榜样,练球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进国家队。”

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复苏,个人价值苏醒,但体育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却始终滞后。时代将姚明打造成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方面这个天赋异禀的独生子在中国最现代的城市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被赋予了开放独立的个性;另一方面他接受的专业教育却延续了60年前进口的苏联模式,强调服从。

姚明在这样的培训机制下养成了很强的纪律性——一项他认为特别适合篮球这样强调合作的集体项目的特质。在此影响下,他习惯保持中庸,不善冒险。

“除非万不得已,我开车只走一条熟悉的道路;而在球场上,我永远不会一开始就走在最前端,我喜欢像搭积木那样一步步来,而外国队友面对一个可能失误的得分机会则更愿意去赌一把。”他说。

但姚明认为自己的纪律性与父辈习惯的“绝对服从”不同。

“我的想象力没有被抹杀。”姚明说,“父母当球员时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他们可选择的机会很少。从一开始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就决定了你今后的道路,而我们这代人掌握的信息和获取信息的渠道都多得多,这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改变命运。”

“中国制造的资本家”

姚明的确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去地球的另一端打球。七年前,顶着NBA选秀状元的光环,22岁的姚明踌躇满志奔赴美利坚。此前,他在国家队的队友王治郅和巴特尔已登陆NBA,但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美帝”在姚明童年的记忆中很具体:“戴着鸭舌帽,穿着西装,披着风衣,拿着手杖,旁边挽着一位金发美女”,过着腐朽的生活。

然而,第一次看到休斯顿火箭队1100多万美元的签约合同时,姚明真实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

“小时候听老师说共产主义是有东西大家分。如果像从前按收入划分成分,我就是个资本家了,可实际上我还靠劳动来获取报酬,只是个蓝领工人。”他笑着说。

“30年前我父母不可能想象到外国打球,因为门外就是资本主义;20年前,我们也不可能想象到NBA打球,因为水平落后。只有社会开放进步了,才有我们的机会。”姚明说。

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多少有些盲目出国的中国人不同,姚明认为自己的“行李”更充足。

“主要在这儿。”他指了指头,“我们这一代人出国前就很西方了,幻想少,更务实。”

但是,现实从不单纯。从最初踏足美国被误认为日本人到成为NBA第一中锋,姚明逐渐意识到一个“中国制造”在美国打球的特殊性——尽管他不愿与政治挂钩,但还是被视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在家乡他又因为在西方人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取得傲人成绩而成为“一个中国梦的象征”。

“我表现得好不好第二天都会上网上报纸电视,刚开始会因此有很大压力,害怕自己做不好丢的是一个国家的脸。”姚明说。而当赛前外国队友们一起祷告寻求精神支持时,一旁的姚明更感到孤独。

“这时赢球就成为我的精神动力,而且现在也习惯了外界的关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可一旦穿上国家队的背心还是很兴奋,尤其在奥运会上。”姚明说。

长期身居海外的姚明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西化,但他强调生命中有一部分难以改变。

“在球场上每分必争、敬业拼命,这是在美国学到的。我的生活习惯和做事情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但我知道永远不会靠在一起。”姚明说。

“如果想通过我认识整个中国,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身上的中国部分只有20%到30%,就是中国5000多年文明积累下来的中庸、勤劳、忍耐和包容的民族秉性,这在我身上打了烙印,去不掉的。”

如今球场外的姚明有多重身份,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姚老板”。继开设餐厅、健身馆等商业场所后,姚明7月出资收购了曾效力过、但陷入财政危机的上海篮球队,希望“结合自己的经验为上海篮球做些事”。

姚明说:“当老板的感觉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能像球员一样冲锋陷阵了,要学会耐心,更大的耐心。”

同时,姚明也把更多注意力投向公益事业——他出现在中国政府的廉政公益广告里,也出现在汶川地震后他资助援建的小学的篮球场上。

已经结婚的姚明还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我想退休后去旅行,到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看看。”他说。

伦敦是他最想去的地方。小时候,姚明见过父亲去伦敦参加比赛之余拍的一张照片,背景是著名的伦敦塔桥。“我对这张照片的印象特别深刻,父亲穿着秋冬的衣服,很高,很帅。我很想到同一个地点照张相。”他说。

“如果以后我的孩子也这么做就会很有意思。把我们的照片放在一起,就会看到时间走过的样子。”姚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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